中国2060年碳中和：可能的气候变局者
“如果言语能付诸行动的话，中国要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项宣布将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转折点。——何塞普·博雷利·丰特列斯”
虽然我们如今在欧洲正面临新冠肺炎疫情第二波的迅速恶化，我们不该忽视威胁人类的气候危机。我近期已见证了其在非洲造成的损害，登陆欧洲的风暴亚历克斯和芭芭拉是对我们面临威胁的另一个提醒，如果需要任何提醒的话。
欧洲处于气候变化的前沿
欧洲绿色新政是本届欧洲委员会任务授权的核心。我们已经决定在2050年达成气候中和，现在正在讨论提高2030年温室气体减排的力度。下一代欧盟复苏计划也围绕这一优先事项来制定。
“我们只有在多边框架下通过全球路径才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
然后，我们必须认识到自身在这个方面的局限性，因为欧盟只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7%。我们只有在多边框架下通过全球路径才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
关于发展中国家角色的问题
从1992年的里约峰会开始，达成全球协议的主要难点之一围绕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应该发挥的作用这一问题。最初，发展中国家认为气候变化的主要责任在发达国家，因此他们应该作出必要的努力，这也有一定道理。然而，将发展中国家剔除在外也导致美国在1997年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
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和全球变革深刻改变了这种情况。鉴于中国的技术实力（太空探索、尖端军事技术、人工智能），其继续自我定位“发展中国家”看起来越来越过时且为自身服务：中国是国际参与者，准备好加强自身责任。不过，到2014年，中国同意就限制自身温室气体排放作出承诺，为2015年的巴黎协定铺平了道路。
巴黎协定的突破
尽快巴黎协定是一项真正的突破，科学家们很清楚，当前各国在协定下所作出的承诺仍然不足以达成到本世纪末将全球升温控制在2度以内的目标。鉴于中国如今占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27%（美国占14%，欧盟27国和印度各占7%），其减排努力绝对是关键性的。此外，其经济预计将继续增长，跟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气候立场相比，其起到了领导作用。
“在巴黎协定下所作出的实际承诺不足以实现到本世界末将全球升温控制在2度以内的目标。”
在2020年9月22日联合国大会的讲话中，中国主席习近平宣布了应对气候变化的两项承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30年前达峰的目标在预料之内，但2060年前碳中和却不是：这项宣布没有预兆。根据气候建模研究人员预测，在当前政策下，全球到2100年将升温约2.7摄氏度（目前的升温是1.1度）。如果中国能达成新目标，能将排放轨迹下移0.3度。这是很重要的一步。
今年，巴黎协定缔约方将发布到本世纪中叶的目标。通过作出这项宣誓，跟美国相比，中国想将自身摆在多边主义的捍卫者和全球规则的遵循者的位子上。现实是更复杂的——我过去讲过“选择性多边主义”或是挑肥拣瘦的方式。我们将拭目以待，看看这项宣布是否只是专为国际受众而设计的，也看看碳中和是否会真正转化为本月底讨论的未来五年规划的关键特征。
“中国承认气候变化的巨大威胁及我们需要更多行动这一简单事实，具有极大的重要性。”
不过，中国承认气候变化的巨大威胁及我们需要更多行动这一简单事实，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从其国内角度来说，说明国内社会有了一种紧迫感，来解决在气候和环境领域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尽管如此，实现新目标也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在中国，化石能源占了能源总供给的90%，其中碳强度最高的煤炭，提供了三分之二的电力。2018年，中国每1000美元GDP产生的二氧化碳当量排放为590千克，相比之下美国为370千克，欧盟为230千克。
鉴于中国作出国际承诺时审慎的传统，这项承诺也显示出，领导层是有信心的，能效方面的技术进步以及可再生能源成本将使碳中和可达，而不损害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欲成为“电气化之国”
在中国具有领先地位的新绿色技术领域，有着众多机会。今天，中国企业生产了全球70%的太阳能电池模块，69%的锂电池和45%的风力发电机。他们也控制了对于清洁能源来说很关键的矿产冶炼，例如钴和锂。有力度的长期目标将进一步促进这些技术的发展。中国人民共和国有可能成为一个“电气化之国”而非石油之国。这将带来巨大的地缘政治影响。
“设定有力度的目标是重要的。不过，关键是达成结果，中国到目前为止未就如何实现2060年目标给出细节。”
过去几个月，欧盟敦促中国提升气候力度，我们很高兴听到中国的宣布是朝着这个方向的。设定有力度的目标是重要的。不过，关键是达成结果，中国到目前为止没有就如何达成2060年目标给出细节。近期9月14日中欧领导人的视频会晤中，双方达成一致，建立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深入该领域。这个对话可以聚焦达成净零排放的路径。重要的议题应包括煤炭的淘汰，碳定价的作用和氢能部署。此外，对话也可以为甲烷排放方面的全球行动奠定基础。
“中国应该从煤炭着手，停止在第三方国家为基于化石能源的能源供应提供融资。”
不仅仅是中国国内的能源选择：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44%的投资支持与能源相关。这导致了很多化石能源电厂的建设。中国应该跟上其国内的抱负，从煤炭着手，停止在第三方国家为基于化石能源的能源供应提供融资。这个问题应该摆在中欧对话议程以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筹备的重要位置。
建立高雄心联盟的必要性
对于那些与我们有着同样决心达成巴黎协定目标的国家，我们寻求与之建立高雄心联盟。我们总说我们需要开展气候外交，与世界上别的地方特别是高排放国家合作，自然地我们想要和中国在这个领域密切合作。这可以给别的排放大国施加强大压力以提高他们的力度，特别是占了全球排放一半的大陆亚洲，也包括美洲。这能让2021年成为气候行动成功的一年，以11月格拉斯哥举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的成功而告终。
“我们需要部署气候外交，与世界上别的地方合作，自然地我们想要和中国在这个领域密切合作。”
显然，中国在气候变化方面作出这项充满希望的宣布的时机，也是双方分歧显著且事实上增大的时候，不论是香港的情况，维吾尔族的境遇或是双方贸易和投资关系缺乏互惠性的问题。这提醒我们对华关系的复杂性：中国既是经济竞争者和体制竞争对手，其政治体制基于与我们不同的价值观；但同时也是多边框架下应对21世纪众多庞大挑战的合作伙伴。
“中国既是经济竞争者和体制竞争对手，也是多边框架下应对21世纪众多庞大挑战的重要合作伙伴。”
我之前提到，我们不能将中欧关系的复杂性变为简单的二元选择。它不是“或者/或者”的关系，而是“既是/也是”的关系。在中国的行为违反我们的利益或普世价值或阻碍我们发展战略自主权的地方，我们能够而且应该强烈反对。而与此同时，在应对全球性挑战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上也与中国密切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或许是这个方面最清晰的例子。